《博客与“蝴蝶”》之三:超文本的力量
博客的使命是“把属于互联网的还给互联网”。正如《沙龙》(Sloan)杂志在评价博客的未来时说的:“Blog的未来并不在于是否把《纽约时报》拉下马来,它的未来在于使自己成为一种发掘网络无限链接能量的力量。”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力量更多地表现为知识共同体(通过网络相互链接、聚合在一起的知识个体)的力理
因此,要了解不同于组织中的知识团队成员的博客(虚拟知识共同体)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在哲学的层次上弄清楚:超文本与文本的差别到底何在?相对于文本,超文本有什么优势?
提出“注意力经济学”的高海伯(Michael Goldhaber)指出,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注意力不对称。读一本书,就是向一本书的作者付出注意力(pay attention to the author),但读者的这种付出是不受回报的,尽管读者时不时感觉到作者在注意他,就像当你凝视一幅画像的时候,常常感觉到画中人也在盯着自己,当你换一个角度看这幅画的时候,你感到画中人的目光随着你的移动而移动。
事实上,作者是高高在上的。他在写一本书和一篇文章时, 他总是努力做到“自圆其说”, 总是有意无意地置他自己的视野、见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种种纰漏于不顾, 否则他根本不能写完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自圆其说”必然以或多或少、 或显或隐的固步自封、妄自尊大、 削足适履、 固执己见甚至强辞夺理为代价。可以说, 印刷文本都不免是作者有意无意设的“ 意义的陷阱”。
然而读者很难意识到自己已陷入到“意义陷阱”中,即使意识到,他也很难自拔。另一方面, 即使作者极力避免强辞夺理,但一本书毕竟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超级图书馆,何况说到底,一个超级图书馆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意义陷阱,无论是一本书还是一个图书馆,其实都是长度不一的死胡同。
印刷文本所遵循的,是一种“线性层级格式”(linear hierarchical format)。这种格式又决定了“作者主权”交往模式。也就是说,印刷文本是一种“只读文本”(read-only text),一种线性的、等级森严的文本,一个“哑终端”(dumb terminal)。印刷文本从外在形式到内容都是固定的“成品”,读者无法把它拆散和重组。
印刷文本的完成,实际上是将作者写作过程中的无数的偶然性关联梳理成为一条清晰的思路,并用文字呈现出来。作者声称这就是他意识的表达,实际上是在用公共话语(“印刷词”)来强行干预意识活动并捏造“意识活动”(具有前定的连贯性的进程)的行为。自上世纪末以来,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和文学都意识到文本的暴政,尽管他们也不得不借助于文本的暴政来反抗暴政。罗蒂反省哲学旨趣的这种转变时说:“文本的连贯性并不是在它得到描述之前即已存在的东西,就像当我们将一些散乱的点连接成线之前这些点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样。所谓连贯性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在一大堆符号或噪音里面发现了某种有趣的东西,通过对这些符号或噪音进行描述使它与我们感兴趣的其他东西随联系了起来。”
罗蒂敏锐地看到,他所批判的连贯性信念实际上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在亚氏看来,世界(自然)的成因一共有四种: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自然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在一种内在的目的(“隐德来希”)的驱动下赋形的过程。而知识活动(爱智)就是要超越表面的、偶然的或外在的东西而达到内在的本质。
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相信,意识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隐德来希”,能使混沌的意识逐渐赋形,写作和批评的使命就是以看似相反的方式来呈现、揭示这一前定的连贯性。灵感的出现,就是这种这连贯性在意识中的突然彰显。而在罗蒂看来,作家和批评家的洞见也许令人激动和令人信服,以致于使人产生了某种幻觉,认为“本质”就已经被揭示出来了。“但是,那令人激动、令人信服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根据解读它、激发它的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对我来说,打碎‘使用文本’与‘诠释文本’之间的界限,而仅仅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目的区分出‘使用文本’的不同类型,也许更为简单。”
打碎“使用”和“诠释”之间的界限,包含着一种典型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主张。真理不是映照出自然之“隐德来希”的镜子,而是人的意识自身编织的信念之网。罗蒂特别强调,这张网不是由一位网络之外的织工在编织,而是由网络本身在反复自我编织,即不断拆开旧的网结,同时又不断地织上新的网结。在这张网上,任何一部分都可能被拆开,没有任何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网络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这样一张网是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的。
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博客要做的,是提供这样一种信息和知识平台:作者与读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文本的使用者与文本的诠释者(衍义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一个文本与网络上的所有文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网络日志就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引导性文本,它更像是一个具备导航系统和多条航线的“港口”,一方面,阅读的过程既是从这里出发航行的过程,也是一个扩建和重建“港口”的过程——众多的读者可以成为众多的作者——在上面加上自己的内容和链接,使这个文本的资源大大丰富。
这样,一个文本就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小型的、基本粒子式的知识共同体。在这个知识共同体之上,是包含众多动态性文本的更大的知识共同体,比如一个博客网站。超文本特性,使知识工人可以自由、活跃地流动,导致众多的知识化合作用,不断形成新的知识共同体。
传统媒体,即以文本为信息和知识载体的媒体,也能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信息和知识的共同体,但由于作者与读者的界线森严,读者与作者互动性微弱,更谈不上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而博客——文本的初始和暂时作者——是在技术上得到保证的虚怀若谷的作者,读者发现文本中有无数的作者位置虚位以待,随时可以成为一个暂时的作者和知识导航员。
相对于传媒体,作为虚拟信息-知识共同体的博客之所以是一种“杀手应用”(killer app),是因为它可以将各个知识和信息领域里的高手和最知情者聚集在一起,组成无数个规模不一的梦之队,让各个领域的“奥运会”长年累月地在网络上举行,让正规组织中无用武之地的黑马随时出场。
当德拉吉把一篇讲述“我们的总统对一个名叫莱文斯基的女孩微笑”的花边新闻稿寄给《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时,遭到的是无一例外的冷遇。相对于那些暴风骤雨般的新闻,这德拉吉的新闻稿听起来是一些无凭无据的闲言碎语;有如此强大的微软在,Linus却在斗室里编写一个小软件……这些,都让人想起了一个情景:一只蝴蝶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扇动了几下翅膀。一个的构想,一个设计,一个创意,甚至一个疑问,在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信息传播和知识创造机制,互联网能让它们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德拉吉和Linus都不是博客,但他们与博客有实质的相通之处。最重要的是,导致他们引发蝴蝶效应的机制与博客生产、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方式——内容相关的知识、信息之间,知识旨趣和知识背景相通的知识工人之间的超文本式的链接——是相通的。
因此,要了解不同于组织中的知识团队成员的博客(虚拟知识共同体)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在哲学的层次上弄清楚:超文本与文本的差别到底何在?相对于文本,超文本有什么优势?
提出“注意力经济学”的高海伯(Michael Goldhaber)指出,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注意力不对称。读一本书,就是向一本书的作者付出注意力(pay attention to the author),但读者的这种付出是不受回报的,尽管读者时不时感觉到作者在注意他,就像当你凝视一幅画像的时候,常常感觉到画中人也在盯着自己,当你换一个角度看这幅画的时候,你感到画中人的目光随着你的移动而移动。
事实上,作者是高高在上的。他在写一本书和一篇文章时, 他总是努力做到“自圆其说”, 总是有意无意地置他自己的视野、见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种种纰漏于不顾, 否则他根本不能写完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自圆其说”必然以或多或少、 或显或隐的固步自封、妄自尊大、 削足适履、 固执己见甚至强辞夺理为代价。可以说, 印刷文本都不免是作者有意无意设的“ 意义的陷阱”。
然而读者很难意识到自己已陷入到“意义陷阱”中,即使意识到,他也很难自拔。另一方面, 即使作者极力避免强辞夺理,但一本书毕竟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超级图书馆,何况说到底,一个超级图书馆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意义陷阱,无论是一本书还是一个图书馆,其实都是长度不一的死胡同。
印刷文本所遵循的,是一种“线性层级格式”(linear hierarchical format)。这种格式又决定了“作者主权”交往模式。也就是说,印刷文本是一种“只读文本”(read-only text),一种线性的、等级森严的文本,一个“哑终端”(dumb terminal)。印刷文本从外在形式到内容都是固定的“成品”,读者无法把它拆散和重组。
印刷文本的完成,实际上是将作者写作过程中的无数的偶然性关联梳理成为一条清晰的思路,并用文字呈现出来。作者声称这就是他意识的表达,实际上是在用公共话语(“印刷词”)来强行干预意识活动并捏造“意识活动”(具有前定的连贯性的进程)的行为。自上世纪末以来,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和文学都意识到文本的暴政,尽管他们也不得不借助于文本的暴政来反抗暴政。罗蒂反省哲学旨趣的这种转变时说:“文本的连贯性并不是在它得到描述之前即已存在的东西,就像当我们将一些散乱的点连接成线之前这些点并不具有连贯性一样。所谓连贯性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在一大堆符号或噪音里面发现了某种有趣的东西,通过对这些符号或噪音进行描述使它与我们感兴趣的其他东西随联系了起来。”
罗蒂敏锐地看到,他所批判的连贯性信念实际上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在亚氏看来,世界(自然)的成因一共有四种: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自然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在一种内在的目的(“隐德来希”)的驱动下赋形的过程。而知识活动(爱智)就是要超越表面的、偶然的或外在的东西而达到内在的本质。
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们相信,意识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隐德来希”,能使混沌的意识逐渐赋形,写作和批评的使命就是以看似相反的方式来呈现、揭示这一前定的连贯性。灵感的出现,就是这种这连贯性在意识中的突然彰显。而在罗蒂看来,作家和批评家的洞见也许令人激动和令人信服,以致于使人产生了某种幻觉,认为“本质”就已经被揭示出来了。“但是,那令人激动、令人信服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根据解读它、激发它的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对我来说,打碎‘使用文本’与‘诠释文本’之间的界限,而仅仅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目的区分出‘使用文本’的不同类型,也许更为简单。”
打碎“使用”和“诠释”之间的界限,包含着一种典型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主张。真理不是映照出自然之“隐德来希”的镜子,而是人的意识自身编织的信念之网。罗蒂特别强调,这张网不是由一位网络之外的织工在编织,而是由网络本身在反复自我编织,即不断拆开旧的网结,同时又不断地织上新的网结。在这张网上,任何一部分都可能被拆开,没有任何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网络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这样一张网是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的。
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博客要做的,是提供这样一种信息和知识平台:作者与读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文本的使用者与文本的诠释者(衍义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一个文本与网络上的所有文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网络日志就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引导性文本,它更像是一个具备导航系统和多条航线的“港口”,一方面,阅读的过程既是从这里出发航行的过程,也是一个扩建和重建“港口”的过程——众多的读者可以成为众多的作者——在上面加上自己的内容和链接,使这个文本的资源大大丰富。
这样,一个文本就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小型的、基本粒子式的知识共同体。在这个知识共同体之上,是包含众多动态性文本的更大的知识共同体,比如一个博客网站。超文本特性,使知识工人可以自由、活跃地流动,导致众多的知识化合作用,不断形成新的知识共同体。
传统媒体,即以文本为信息和知识载体的媒体,也能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信息和知识的共同体,但由于作者与读者的界线森严,读者与作者互动性微弱,更谈不上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而博客——文本的初始和暂时作者——是在技术上得到保证的虚怀若谷的作者,读者发现文本中有无数的作者位置虚位以待,随时可以成为一个暂时的作者和知识导航员。
相对于传媒体,作为虚拟信息-知识共同体的博客之所以是一种“杀手应用”(killer app),是因为它可以将各个知识和信息领域里的高手和最知情者聚集在一起,组成无数个规模不一的梦之队,让各个领域的“奥运会”长年累月地在网络上举行,让正规组织中无用武之地的黑马随时出场。
当德拉吉把一篇讲述“我们的总统对一个名叫莱文斯基的女孩微笑”的花边新闻稿寄给《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时,遭到的是无一例外的冷遇。相对于那些暴风骤雨般的新闻,这德拉吉的新闻稿听起来是一些无凭无据的闲言碎语;有如此强大的微软在,Linus却在斗室里编写一个小软件……这些,都让人想起了一个情景:一只蝴蝶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扇动了几下翅膀。一个的构想,一个设计,一个创意,甚至一个疑问,在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信息传播和知识创造机制,互联网能让它们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德拉吉和Linus都不是博客,但他们与博客有实质的相通之处。最重要的是,导致他们引发蝴蝶效应的机制与博客生产、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方式——内容相关的知识、信息之间,知识旨趣和知识背景相通的知识工人之间的超文本式的链接——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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